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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1997年6月，正是备战高考最后的冲刺阶段。某一天上课铃响，我不辞而别，从程集中学文应班悄悄撤退。偌大的校园空无一人，我大步向前，仓惶出行。只有校门口的橘园青青，在树影的摇动中，以及阳光的照射下，闪烁着斑驳陆离的光。
临出校门那一刻，我似乎在无意中听到，一只小鸟从校园上空飞过。我不知道，是当时听到了这只小鸟的叫声，还是若干年以后，只要回想起那片早已不复存在的橘园，就会回荡起鸟儿飞过的声响。
出校门向右就是长铺街，到了十字路口，几辆三轮一字排开，司机们谈笑风生，暗自角力——每辆车上都有一两个客人，要等到客满才能发车。除非你是包车，否则就是无休无止的等待。
对于灰蒙蒙的长铺街而言，一切的秩序都来源于程集中学。开学，周末，放假，人潮如织，一车车学生开出去。过了一两天，再一车车开进来。到了正常上课的日子，与这条街道发生关联的，只剩下周边村庄的农民。而他们的秩序，更多来自于日升日落，天晴天雨。
老乡们推着自行车，操着一口浓重的当地口音，在与商店老板讨价还价。这种场景之下，一个学生出现在大街上绝对是个异类。最终，我与几个老乡一同挤上三轮。一路之上，尘土飞扬。半小时后，终于突突突地摇到了县城。
那时的宿松汽车站，各种脏、乱、差，各种势力盘踞交错。烈日当空，汗如雨下。我正在焦急地等车，一个司机邀请我去他空无一人的大巴上坐一会。我感觉我遇到了好心人，与他聊了很久。最后才发现，此人不过是利用我作为幌子来招徕其他坐车人。
我等了足足两个小时，才搭上开往“汇口”的班车。一路颠簸，不停地上客下客，黄昏时分到了坝头。眼看离家很近，这时车停了。狗日的司机告诉我，我这车是开向复兴的，你要是想去汇口，就只好乖乖下车了。
我说：“你说这车是开向汇口的，怎么现在开向复兴？”
司机说：“我这车在宿松的时候，是不是开向汇口方向？”
我一时无话可接。从语文阅读理解的角度而言，司机讲的并没有错，“开向”和“开到”，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
我这才想起，这哥们在车前准备了好几套牌子，等我和几个汇口方向的乘客上了车，他马上就换成去复兴的牌子。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那些开始上车的复兴乘客，居然无一人对车牌产生质疑。
他又说：“我这人做事讲理，你坐三轮的钱，哥出了。”
若干年后，我已忘了那个司机的长相，只是仍清晰记得他讲话的语气。他一口的宿松话，显得特别的理直气壮。我终于明白过来，这条乡村公路上的游戏规则，就掌握在这帮司机手中。
我只好和其他几人爬上三轮，上面本来就装满一车人，在司机的帮助下，我们硬生生被塞了进去。这个小小的三轮车，塞得满实，密不透风。我们像一堆萝卜一样依偎在一起，在车厢里上下跳跃，左右摇摆。
到汇口街已是晚8点，天还没有完全黑透。再走一小时，到家里已是晚9点了。我忐忑不安地敲门，这时家人已经睡着了，整个村庄已进入到黑暗之中。
这一百里地，我从早走到晚，足足走了一整天时间。1997年6月的某一天，这就是这个社会给我所呈现的最初印象。
我回来参加表哥的婚礼，这个表哥比我大很多岁。由于年龄相差较大，我们之间并无过多交集。不过依然要感谢他，这场婚礼给了我一个回家的理由。
父亲很吃惊，不过并没有问我回来做什么。他是个聪明人，知道现在是高考的关键时刻，不能正面和我发出冲突。
那时电话还很稀少，早在之前的某一天，我从程中回家，父亲从家中赶到程中。这条乡村公路之间的某一个地方，父子两人擦肩而过。他到了学校，我回到了家。他打开我并没有上锁的箱子，看见某女生给我写了厚厚一叠信。他从未正面和我谈过这件事。只是委托堂姐和我聊天，与我谈一谈这个问题。
堂姐调侃道：“他要是考不起大学，有个女同学写信，将来还省不少钱呢！”
父亲很严肃地说：“那他就只能一辈子在家里种地了。”
第二天婚礼上，一堆亲戚朋友在一起吃酒，见父亲坐在一旁，闷闷不乐，有个亲戚问我：
“顺得，马上要高考了，你准备考个什么样的大学啊？”
“今年怕是不行了，”我夹了一口菜，“明年再来一年，考个好一点的大学。”
二 1997年7月6日，作为参加高考的一员，我随大部队坐上大巴进军县城。那一天，父亲和母亲正在西湖种地。我家只有5亩地，他们觉得不够种，又在外面包了15亩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土地是当下的温饱，孩子是未来的希望。
1997年的时光，如今想起来已过于遥远。那时候，父母做父母的事情，孩子做孩子的事情，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多交集。换句话说，那时父母的话已不太好使了。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，走一步看一步，一点一滴地向前摸索。
上了大巴，车子还没有启动。我坐在副驾驶上，视野无比开阔。曾教过我数学的段校长，挨个上车给司机递烟，顺手给副驾驶上了一支。我连连摆手，假装不好意思地说：
“兄弟我不抽烟！”
段校长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他教高一时的数学课代表，忙用宿松话温柔地骂了一句：
“你个狗日的，原来是你。”
我们住进县城一家不起眼的旅馆，我已经忘了它的名字。中考时，我们住的是全县最豪华的孚玉山宾馆，到高考反而降规格了。究其原因，整个县城没有一家宾馆能装下程中几十个毕业班的考生，只能分在好几个地方住。
我对前途毫无把握，因此一直很放松。第二天中午吃饭，上了一桌子好菜，吃得非常痛快。转眼之间，一桌子饭菜只剩下汤汤水水。
我想起在程中念书，为了在外炒菜时多切一点肉，经常与校门口向右第三家餐馆的小妹斗智斗勇。
我说：“给我切三块钱的猪肚子，炒辣椒。”
小妹切了几刀，越切越慢，直到最终停下来了。
“才切这么点？你也不多切点？”
“且——，你才三块钱，只能切这么多。”
“那就再加一块钱的。”
小妹很开心，反正炒三块钱也是炒，炒四块钱也是炒。而炒四块钱的等于炒了三块钱，顺带又炒了一块钱的。一笔生意硬生生做成了两笔。只见她再次提刀，踌躇四顾，又切了好几块猪肚子。
“算了，还是少，再加一块钱的。”
后来，吴文亮问我：“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切五块钱的呢？”
我想了想说：“这个女孩没上过程集中学，没学过高中政治，不懂得什么是从量变到质变。”
吃完饭，面对一桌子油水汤汁，我摇头说：“可惜了，太浪费了。”
李华荣说：“你把这些油水吃了，我给你10块钱。”
我一听，连忙说了声“好”，逐盘扫之。最终伸出单手，从李同学手中接过10块钱。
下午考试还没有开始，我和吴文亮一起去逛街。第一次看见县城居然有新鲜荔枝卖，放在方形的泡沫盒子里，浸泡在一层凉凉的碎冰之中。我买了一斤，两人一起吃，可谓神清气爽。我当时想到的是，这东西比肉贵，每吃一颗荔枝，相当于吃了一大块肉。
从我家到程集中学，要从五里转车，有时也从县城过境。三年来，我对县城而言只是个过客。我们在大街上四处闲逛，一切都是那样的新奇。
这时，吴文亮告诉我：“你看，张×水来了。”
我一看，正是前不久结下梁子的张×水。我看见他，有些紧张。他看见我，同样很紧张。我看到的是一个人，他看到的是两个人。一想到这里，我的心渐渐安定下来。
学校流传这样一个说法，到了高考，就是各奔前程之际，从此后永不复见。大家该表白的表白，该报仇的报仇。一切往日的恩怨，都将在高考落幕之际了结。
张×水个子不高，在对面文复班就读。据说背功了得，有时在橘园背书，人家连书都不翻。整个文应班，只有吴桂根吴大将军的背功，可以勉强与之切磋。
要说到张×水，就要说到另一个人，碰巧是个女生。高中政治课本上讲，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，这是一个佐例。
程中周围都是山，这座校园在山的怀抱中。出正校门，向前直走一里多地，就到达一处山脚下。能看见满山的石头、矮树，看见山脚的青草、蚱蜢和野花。此地看似荒芜，对于程中学子而言，却是记忆中的重镇，为之魂牵梦绕的地方。
我经常逃课，带一本书去山上念，往往念个几分钟，就在坑洼不平的石头上睡着了。有一天醒来，太阳正在落山，听见两个女生在一旁念书。
我大喊：“喂——，你们把我吵醒了。”
两个女生正是对门文复班的学生，一个姓张，一个姓秦，两人吓了一跳。我大摇大摆地走过去，信口说道：
“你们那样背书是不行的。”
那个姓张的女孩大我三岁，个子很高，皮肤很白，我后来在校运会上见过她，高三组的女子铅球冠军，她就是那个后来给我写信的人。她家离学校近，经常回家。给我带吃的来，给我写信。
她用蚊子大的声音说：“为什么不行？”
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，具体怎么不行我也不知道，只好冒了一句：“你看，你们班张×水不也会背么，怎么老考不走？”
几天以后，那个女孩给我写信成了公开的秘密。张×水开始不断找我的麻烦，有一天晚上，他在我宿舍外面叫骂：
“阮顺得，你给老子出来！”
我没有说话，我高三一整年没有上课，不是在山上睡觉，就是在宿舍里睡觉。张×水叫我出去我就出去，那也太没有面子了。
两个肌肉男李华荣、刘平给我壮胆：“走，出去就出去，我们帮你打他。”
我说：“我懒得起来。”
第二天中午，我借了一把刀，孤身一人走进一旁的文复班。教室里人不多，张×水坐第三排，正在睡觉。他前面坐着两个女生，正在聊天。把两个女生支走之后，我叫醒张×水。
他一惊：“你想干嘛？”
我抽出那把刀，向他刺去，快挨到他手时，刀锋一偏，一下子插在桌面上。临出发之前，我私下演练了出刀的路线，做到既不伤己，也不伤人。
我伸出手臂，大义凛然地说：“如果我们的关系非要到用刀解决不可的话，那么，你来插我一刀。”
他摇了摇头，可能还没有睡醒，最重要的是不知有多少伏兵，有点不知所措。我又说：
“至于你这种人，我是不屑于一砍，我怕弄脏了我的手。”
这时，教室后面几个大个子男生准备冲上来，替张×水解围。我大声喝道：
“这种事情，两个男生搅在一起就够难缠了。难道你们还想插一腿？”
几人大笑，觉得言之有理。我已经忘记那把刀是哪个同学借给我的了，反正后来也没人找我要。因为张×水清醒之后，把那把刀没收了，后来将刀交到了教导处。
后来，处理此事的是他的班主任，教两个文班英语的王桂林老师。以及我的班主任，教两个文班政治的余自然老师。
我走出文复班大门，才发现张冠军、石海滨正趴在窗户上看。他们都很激动，仿佛刚才那一幕并没有发生，一切都是幻觉。他们问了我许多问题，但我的回答让他们很失望。
“你敢不敢给他一刀？”
“不敢，我疯了差不多。”
“要是后面几个大个子冲上来，那你怎么办？”
“跑啊！反正我在他们教室的最前面，可以随时开溜啊！”
张×水走上来问我：“你昨天数学考得怎么样？”
我有些难为情地说：“我不好意思对你讲。”
“啊！”他似乎松了一口气，“我数学考得也不太好。”
我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要是不出意外的话，这次数学怕是要考满分了。”
三 只要有学校的地方，就有学霸和学渣。我没有骗张×水，我当时真的认为，我的数学考得非常好，即便考不到满分，也是一个与满分较为接近的分数。只是我不是学霸，也不是学渣。
可以说，我不是一个好学生，也不是一个坏学生。我一直介于两者之间，在忽明忽暗的幽暗地带。我的高中，我的青春时代，除了天上飞着的小鸟，就是橘园里透过隙缝投下的光亮和光影。
记得进入程中不久，听说有个牛人叫陈墨，念到高二就消失了，提前去读了某名校特招班。后来又听人说，这哥们学习并不刻苦，而且似乎也有泡妞的喜好。关于这一点，似乎又有点不务正业了。
我第一次意识到，人与人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。而且，这种差距并非单纯的努力就可以无限缩小。
来自老五班的刘剑锋，高一时曾考过数理化三科近乎满分，结果居然也选了文科。有人说，他是为追随原老五班一绝色女生而来。后来，此女一度做过我的同桌。我曾多次问他有没有这一回事，他一直笑而不答。
我说：“你要是不承认的话，那老夫可就不客气了。”
他是文科班英语课代表，我的英语则长期处于都选C阶段。有一次，英语老师因故来不了，委托他带领大家学习。结果，这哥们在台上引起一片哗然。他稍显腼腆地说：
“要不，我们来个英语情景剧吧？”
另一派是苦学派，以吴桂根、孙杰等人为代表。吴桂根者，自诩为吴三桂后代，身高1米8，相貌堂堂，怀揣个小梳子，不时把头发向后梳得溜光水亮。后来，他索性以吴将军自居。
高二时，吴将军把高三历史政治书全都背了一遍。等别人学新课本，他相当于已经在温习了。文科班第一次考历史，我从后门的门洞里钻了出去。而吴将军是为数不多的及格者之一。从此，班上很多女生向他请教。每当这个重要时刻，他不好意思取出小梳子，只好用手不断地向后梳理头发，力保发型不乱。
孙杰是我的同村同学，对我最为照顾。他有一个绝技，就是喜欢钻研难度较大的数学题。按理说，连最难的题目都会了，其他简单题目自不在话下。不过，按照武侠小说的桥段，他有可能是太过于投入，以至于走火入魔——他做难题不在话下，简单题目却一错再错。
我在宿舍长睡的日子，孙杰是我生活上最好的合作伙伴。他每天给我打两次饭，中午一次，晚上一次。每打完一次，他都会警告我：
“这是我给你打的最后一顿饭，你赶快起来了。”
到了下一次要吃饭，他见我没起来，又四处找我的碗，准备帮我打饭。我一脸坏笑，用近乎嘲讽的表情看着他。
他怒道：“老子怕把你饿死了，见到你爹不好交待。”
临出门前，他摇了摇头，轻轻说了句：“懒得练碗都不洗。”
我躺在靠近窗户的床上，近水楼台，连跑到一百米外上厕所的次数都减少了。孙杰说我懒，我既承认，又不承认。父亲给我带来一床蚊帐，但我夏天从未挂起来过。
孙杰说：“你看你多懒，连花个五分钟挂蚊帐都不干。”
我说：“我每天晚上花几小时打蚊子，从这个角度而言，我比你们每一个人都勤快。”
——
1997年春天，我的最高记录是在宿舍躺了整整十一天。你可以说我懒，但我并非没有想过前途问题。早在高一和高二上学期，我试图很认真地去学习，但对力学加速度以及无机物分子式，研究半天也不得其法。好比你在盐碱地里操劳一季，但始终颗粒无收，这难道不是一种打击么？
包括我在内，那些选读文科班的孩子，多半不是因为理想。对于这块黄泥巴地而言，很难长出理想的花。我以为摒弃了数理化，就可以集中精力，在优势科目上尽情发挥。结果黯然发现，无论是文科理科，都是聪明人和用功者的天地。
程中校园，青春气息神采飞扬，每个人都在默默地寻找一条出路。
一部分人学画画，可以大幅度地降低录取成绩，而以专业取胜。他们在时间上颇为自由，不像我在宿舍睡大觉，时刻等待老师的到来。要是久久不来，我反倒因心存愧疚，怎么也睡不踏实了。另外，艺术生在成绩上的期望值较低，基本不会挨老师的批评。他们是艺考老师田里种的菜，各科老师对此有自知之明。对于这一点，我也好生羡慕。
这些男生都梳着小开头，西装革履，文质彬彬。女生则衣着新潮，即便穿得老土一点，也在内敛中多少彰显着那么一点个性。石亚芳就是其中一员，她是我初中复读班的同学，也是我在程中文科班的同学。
念初四，一天下雨，石亚芳打伞回家，一个同方向的高个子男生没有带伞。正当两人准备合打一把伞之际，我冲进教室，给那个男生送上一把伞。石亚芳很惊讶，眼神中有一种不可明说的幽怨。后来，只要我回头找她说话，都会给我一个防范性的白眼。
两年后的一天，石亚芳邀请我作为人体模特，让这帮文艺男女画一张特写。我以为找我做模特是因为我长得帅，后来才知道，一个瘦子更好画出人物的轮廓。她说要不了多少时间，结果画了两三个小时。我坐在沙发上，一动也不动，极力睁大眼睛，一次又一次扎入睡眠之中。只要我一打瞌睡，就被这帮人敲醒，各种嬉笑与训斥。
我的模特生涯一结束，就对石亚芳说：“我现在不欠你的啦！”
我似乎做过一段时间文班的文艺委员，每天晚上第一节课，组织大家一起歌唱。其中，我最佩服的是张冠军，我最好的哥们之一，唱得比鬼都难听。我一看没人唱歌，很快就要冷场了。就说：
“张冠军，你给大家来一个！”
他的确很捧我的场，脸上有踌躇四顾之色，放声歌唱，魔性十足，整个课堂一下子活跃起来。作为交换条件，张冠军悄悄对我说：
“哎！你让那个谁谁谁唱一下。”
我知道，这是他心仪的女孩。这女孩唱歌，张冠军脸上洋溢着神秘的笑，仿佛是为他一个人歌唱。后来，他还写过一份血书，向我炫耀其中的文采。只是在我面前晃了一下子，岂料我一眼就看到，已换成另一个女孩了。
有一天，我正在组织大家唱歌。一女生羞羞答答把我叫到一旁。我问她什么事，她说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。我一听很奇怪，没什么事的话你找我干嘛，我还要回台上主持大局呢。
这女孩说话了：“要是有人要我唱歌，你可不可以不让我唱？”
这是个来自县城的女孩，她一开口，好似浅吟低唱，让我对宿松话产生了莫名的好感。我想了想说：
“这样吧！什么时候你找个清净的地方给我唱两句，我就知道你唱得有多难听了。”
后来，这女孩费劲心机换了座位，与我做了同桌。从那以后，刘剑锋同学变得更刻苦了。
有一段时间，我曾游弋在血防站一带，与叶皖平等人打桌球。当时的规矩是打一盘桌球两毛钱，谁输球，谁付账。叶皖平是精于此道的高手，基本上几杆就开始打黑八。我是十足的菜鸟一个，连提个杆子手都在发抖。为了维持桌面上的对等以及付账的公平，叶皖平提出，他打一枪，我打三枪。
即便是这样，一开始我老是输球。后来我悟出一个道理，要是你没有那么好的技术，就不要想一口吃成个胖子。我先放一空枪，把白子推到最佳地带，再凭借有利地势把目标打入袋中。这样一来，我做到了赢多输少。我的桌球师傅叶皖平，不仅教会了我打球，还帮我交了学费。
也有一些并不认识的人，成为了我的导师，给我讲述生活中的真理。
一天晚上，一个个子不高的小男孩把我叫到教室门口：”你是不是叫阮顺得？”
我说：“是。”
他说：“你爸爸来看你啦！“
我当时啥也没想，跟着他和一群人向外走。来到主教学楼楼梯道下方的僻静处，那个小男孩给了我重重两记耳光。旁边的人跟着嚷嚷：
”你小子给我担心点！“
没讲具体原因，但我隐约感知到，和前几天与某女生发生口角有关。他们教训了我，怕人多事杂，转身就想离开。见这些人走了十多步，我大声喊道：
”你们给我回来！“
这群人很惊讶，没想到眼前这个小个子居然这么牛气。于是，他们被吸引住了，转身走了过来。
小男孩问：”你有什么事情？“
我说：”我知道你们的规矩，哪天看不顺眼了，又要过来找麻烦。不如你们一次打个够，这样我不用等，你们也不用跑，对双方都有好处。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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