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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条带血的皮带 宿松汇口镇 邓国珍 父亲七二年去世，那年我刚满十五岁。
一瞬间，四十七年过去了，但父亲的音容笑貌却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，尤其是父亲留下的一根带血的皮带，一直激励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力前行。
父亲是个抗日老战士，一九四二年在皖南参加新四军。在一次战斗中，一位同乡战友身受重伤，临牺牲前将一条带血的皮带送给父亲。此后，父亲就带着这根皮带跟随陈毅、粟裕第三野战军向山东沂蒙山老革命根据地挺进，浴血奋战，英勇杀敌。父亲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，一九四九年大军南下，父亲所在的第六纵队率先渡过长江，把鲜红的战旗插上了国民党的总统府，部队就驻扎在原国民党汤山炮校。
一九五四年家乡暴发特大洪水，父亲主动放弃组织派往苏联军事学院深造的机会，申请回到了家乡，把部队下发得三千多元转业费全部捐给了集体用于救灾。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呵，家里穷苦不堪，难得见到钱，可父亲硬是舍小家，为集体。脱下军装，带着青年突击队上了大堤，看到巨浪冲刷大堤，父亲皮带一紧，像当年发起冲锋一样，跳入水中，与洪水搏斗，打桩，摆放浪靶，那里有险就冲向那里。汛情紧急的时期，父亲常常是几日几夜不合眼。象一根“桩”，顽强挺立在洪水中；象一捆“浪靶”，牢牢守护在大堤上；更象一面猎猎作响的战旗，飘扬在战斗的第一线。
一九五七年大跃进，他响应号召，带着工人去合肥大蜀山炼钢铁。那年母亲刚生下我，可他无暇顾及，全心投入到大炼钢铁的热潮中，又一次舍小家，为国家。
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，他作为文革主席，审时度势，费尽心机，稳住了一方安定。
一九七零年，县里组织长江护岸队，他任党支部书记总是冲锋在前，置生命与度外。有一天，我偶然发现父亲的皮带上又多了一道深深的血印，我忐忑不安，想探究明白。后来我从山场队长五叔那里得知，抛石船停在彭泽数日，爆破员病了，山上的石头下不了，时间不等人啊！倔强的父亲忍不住扛起炸药包来到山上点燃了雷管，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巨大的石块纷纷滚落下来，父亲在山脚下被飞溅的碎石砸成重伤，倒在血泊中……殷红的血又在这根英雄的皮带上染上一个鲜红的印记。
一九七二年，父亲的伤还没有痊愈，医院又查出父亲患食道癌，面对死神的威胁，父亲非常坦然，他鼓励我们要坚强，要勇敢，要好好做人。他给我们兄妹讲他的战斗历程，讲英雄的故事，讲革命的艰险，讲事业的伟大。他说：“许多同我一起革命的叔叔、伯伯，大都牺牲了，我还能有幸地看到革命胜利并能为国家和人民做点小事，就已经很满足了，只是你们千万要继承革命的传统，别让烈士的鲜血白流”。父亲临走的那一天，他叫我打开大门，让他面朝大门，他深情地望着门外，依依不舍，然后转过身解下了那条带血的皮带，艰难地递给了我。我们兄妹攥着皮带，紧紧抱住父亲，哭得撕心裂肺。
一九七三年，带着父亲的嘱托，系着父亲传给我的那条带血的皮带，我走上了教育的岗位，在扫盲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日日夜夜，我走村串户，把仅有的一点工资全部用于救助那些面临失学的学生，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，四十年如一日，党和国家给了我荣誉。我算不上红二代，也比不了大款，但我今生无憾，父亲那种艰苦奋斗、舍己为人的精神和传统是我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。
2018年我退休在家，大学毕业的女儿，她放弃优厚待遇，回到我们镇当上了村官。有一天女儿告诉我一条关于长江大保护的消息，我非常感兴趣，发动长江边的农民、渔民和爱心人士组织成立了一支民间江豚巡护队，义务宣传江豚保护知识。我把保护国宝江豚的情感，视作自已的儿女和学生一样。当年八月二十五日，中新社记者采访我，我穿上护豚服，把皮带搁在家里，早就看不顺眼的妻子趁机把这根皮带扔进了垃圾桶，我知道后心都碎了。到了傍晚女儿下班回来，从摩托车后备箱捧出了那条带血的皮带，“爸爸，这是你的命根子，给你。”我激动地大声说：“是啊，爸爸的心思女儿知道，哪一天爸爸不行了就交给你，你可千万不要弄丢了”，女儿望着爸爸苍白的面孔，神情庄重地点点头。
如今，这条皮带我常常系在身上，也一直牢牢地系在心上。系上它，我怀念英勇而又平凡的父亲；系上它，我牢记自已使命和传承；系上它，我浑身充满温暖和力量；系上它，我享受精神的慰藉和生活的美好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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