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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洪章胜子一家人合影，里面缺了父亲何洪、大姐和被送走的老十一。 屋里有三台风扇，吹出“呼呼”的声响，淹没在一串打闹声中。
四川省遂宁市蓬南镇三台村，村民何洪和章胜子夫妇，1996年至2011年生了5男6女11个孩子。
一个接着一个，他们从地上爬起来，窜入风中奔跑，兄弟姐妹之间你追我打。
何家儿女很少与村里其他小伙伴玩，背负着“11个孩子”家庭的名声，觉得村子里的人都看不起他们，又有村民觉得他们家“霸道与无赖”。
这是一个孤独的家庭，他们一直期待改变命运。
“只要一个孩子出息了，再带动兄弟姐妹，一家人命运就改变了。” 父亲何洪坚信，存钱不如存人。
不料改变家庭命运的是他自己：2016年3月，何洪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逮捕。8月15日，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宣判：何洪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48岁的妻子章胜子觉得，这个家算是彻底毁了——种庄稼的不能好好种庄稼，工作的不能好好工作，读书的不能好好读书。
十一个孩子
“我只想要两个小孩，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”，章胜子反复强调，但丈夫何洪不同意，没有办法她只能听何洪的。
屋子里很凌乱，床上扔着一本《好习惯成就好人生》，床下掉了一本《快乐人生》，桌子上摆着一本《成功法则》。这个一心向往成功的家庭，承受着因超生带来的贫穷与混乱。
老五和老六扭打在一起，被母亲章胜子呵斥了一声后，两人瞬间分开了，光着脚丫踩在一片狼藉的水泥地板上。在更早些年，章胜子每天从田地里回来，都能闻到满屋子的臭味，看见蹭了一身屎尿的孩子在哇哇大哭。
章胜子在厨房为孩子们准备午餐 孩子一个个长大后，她开始为生活发愁，“一家十几口人，每天要吃13斤米，加粗粮也要七八斤米。”为了节约开支，11个小孩没买过新衣服、裤子、鞋子，都是捡来的和别人送的。
家里以前没有电视，今年三四月份时，一位好心人送来一台老旧电视，放在章胜子房间的桌子上。不过孩子们晚上很少看电视，经常晚上九十点钟就睡了，平时读书的时候会睡得更早些。
“刚进初中的时候，她身上散发出浓重气味，没有人愿意跟她一起坐。”班主任胡钊说起何家老五何久名（化名），直到后来衣服变干净了，头发也梳得整齐了，她和同学的关系才慢慢变好。
关于这个子女众多的家庭，村民们态度复杂——
“很凶，不讲理。”“何洪经常带着小孩去偷东西。”“我们不清楚，他不来找我们，和我们家没有矛盾。”“他就是个无赖，村里附近一半的人被他欺负过。”
何洪大哥何学文说，早年章胜子不会种菜，小孩看到别家的瓜瓜小菜，就跑去菜田里摘走，时间一长，周围群众就对何洪家产生了怨恨。
没人说得清怨恨从何时开始。几乎没有人跟他们家小孩玩，村里没有人上他们家，他们也不上别人家……对于村里村外流传的指责，章胜子觉得很委屈，她说因为小孩多、家里穷，村民故意诋毁他们，偷走了她种的小菜、土豆，以及她养的三十只鸡。
“你给我发个新闻出去，我们家粪桶都被人偷了。”章胜子说。
“不晓得哪回事，我爸爸想让我们家人多力量大，结果我们一家现在是村里头最让人看不起的家庭。”老二何君徽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。而如今他们甚至觉得，连亲戚都看不起他们家。
新家客厅的墙壁上贴着第四个孩子画的画。 章胜子娘家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，“哥哥看不起我，妹妹还跟我打电话，怪我怎么生那么多。”2013年媒体报道后，妹妹打电话她也不敢接了，“全世界都晓得了，好丑嘛，去市集还有人用手指着说！”
何洪是家里的老幺，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，他们和何洪家的关系都不太好。“我们从来不求哪个，求不到嘛，人穷都不理你啊！” 章胜子说。
何洪干脆告诫一家人，要随时随地防小人的暗算。
“存钱不如存人”
8月下旬，阳光照在金色的稻穗上时，几台收割机开进了三台村。
68岁的何学文从地里回来，他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，“现在都结婚了”，何学文说。他当了七年兵，受伤从部队回来后，担任三台村主任、村书记二十多年，一直干到2009年退休。
村子离蓬溪镇约六七公里，是川东南一个普通的小村庄。几年前，外地人开着收割机闯了进来，村民就不再自己踩打谷机了。
二十二年前，安徽人章胜子在上海一家饭店打工，认识了当时在上海做建筑工的何洪。那时何洪年轻帅气，上过初中，嘴巴又甜，对章胜子也好。
何洪章胜子家对面，邻居距他家大约两百米。 章胜子很快跟着何洪回了四川蓬南镇老家。1996年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，何洪那时在镇上工地做工，公公婆婆又走得早，章胜子一个人既要照顾小孩，还要操持家里的事情。“上午生了小孩，下午还要起来喂猪”，接连五年，章胜子生了四个小孩，都是何洪用剪刀在家里亲手帮妻子接的生。
“生了第四个后，我们就跟他说（结扎），但他还是要生”。大哥何学文说，章胜子是外省人，说话“叽叽喳喳听不懂”，而且“一怀孕就跑（躲）出去，等到要生就回来，我们也没有办法”。
村庄里大多数家庭只生两个小孩，何洪夫妇让村民感到惊讶，他们不时地听说何洪家“又生了”。章胜子说她只想生两个，但每次她跟何洪讲，何洪就骂她脑子太笨：“存钱不如存人，钱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人多不求人”。
“2007年左右，有一次，计生委的人来了。他们来到村里的时候，被何洪在后面看到了，就带着章胜子跑了，那时候麦子还很深，他们跑到田地里躲了起来，计生委的人找不到就只好走了。”何学文说，后来何洪拿着锄头去砸他家的门，“他说是我告发他的”。
何学文之前兼任村里的计生书记，那次事情后计生书记也不当了，两家人的关系变得很僵，他抱怨有时何洪家五六个小孩来砸他们家的门。
蓬南镇的多位镇干部说，何洪家的超生是个“历史遗留问题”，计生部门当时做了大量工作。一位镇干部此前曾对媒体说：何洪夫妇之前没领结婚证，计生干部下去查他们就躲，监控起来确实很麻烦。
章胜子把收好的玉米放入房间。 从1996年到2011年，何洪和章胜子共生育十胎11个孩子，最小的后来送了人，现在家里有10个孩子。
2011年，42岁的章胜子生下最后一个孩子，通过和政府的“谈判”，何洪同意给妻子做节育手术，条件是解决家里几个孩子的户口问题。
杀人案
停止生育后，养育问题浮出水面，引发一年多前的杀人案。
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显示：2016年2月16日，何洪夫妇携7个孩子一共9人，到蓬南镇三台村天福寺赶庙会。据章胜子说，因为家里穷，主要是为了去天福寺吃饭，而且这种情况已持续了很长时间。当天中午，天福寺食堂摆了六七桌酒席，何洪坐到守庙人何履海等人一桌吃饭。同桌很多人都吃完了，何洪喝了6两白酒后，从食堂走到观音殿，找到回到观音殿的何履海，要求对方拿酒给他喝。何履海不愿意，两人随后发生口角和抓扯。何洪把何履海推倒在铺垫上，并骑在对方身上一顿乱打。之后两人都站了起来，何履海趁何洪不备，从殿内拿出一把菜刀砍向何洪后脑勺，何洪瞬间转身，抓住何履海的手抢过了菜刀，并将何履海按到在地上，朝其头部一阵乱砍。双方后来被送往蓬南镇中心卫生院，何履海经抢救无效死亡，经法医学鉴定，何履海是颅脑损伤死亡。
何洪从看守所的来信，对家人充满了愧疚。 何洪的一审辩护律师汤洵说，刀上没有何洪指纹，有他们（何洪和何履海）两人的DNA混合分形，而何洪强调他喝了很多酒，记不清当时发生了什么。
2017年8月15日，何洪杀人案在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，何洪一审认定为故意杀人罪，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。
开庭后的第3天，章胜子带着八个小孩一行九人，到遂宁市政府求助。后来，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到蓬南镇，与何洪家人沟通协调。
在协调会上，一名法院工作人员告诉章胜子与何君徽：这个案子已经做出一审判决，你们认为不是故意杀人，可以申请检察院抗诉；如果觉得量刑有问题，可以向法院提出上诉……该工作人员对澎湃新闻记者说，这不是他们第一次来和何洪家人沟通。
老二何君徽为父亲写的请愿书，上面有近百人签名并按手印。 章胜子和何君徽看起来并不满意。几天过后，何君徽找到二审辩护律师邓建友和敬长君。
两位辩护律师给他们撰写并提交了上诉书。上诉书称，原审判决“没有考察上诉人何洪作案时的主观状态，何洪的行为应该是故意伤害罪”。
何洪上过初中，空闲的时候，他会教孩子们认字。18岁的老三何云（化名）说，父亲教她一些人生道理，比如求人不如求己、有梦想要去追逐、在社会上要讲诚信……对于“存钱不如存人”的想法，何云低着头说：“那是贫穷年代”。
何君徽翻出父亲从看守所寄来的信，上面写满了何洪对一家人的关心和担忧，有户口没有土地怎么生活？没有经济（来源）怎么上学？今后政策变了一家人怎么办……他又提到全家的困境，希望孩子们学法懂法，老三老四在城中读书人缘关系复杂，望不要结交相信社会上的人，随时防别人的“暗算和报复”……
何洪还在来信中表示了内疚——全家人因为他活得太辛苦了。
在另外一张“请愿书”上，章胜子和何君徽请求法院减轻刑罚，让何洪早日回家抚养一家大小，以减轻国家和政府的负担，后面附有上百个签名和手印。
不过关于这个签名和手印，周边村民也有不同说法，多数人称没有签字，也有人称害怕报复才签的，还有人说“政府和社会人士，也在帮他们家啊”。
“2013年，有关部门帮何洪家修房子，周围群众都不同意他们修在那里。”一位蓬南镇干部说，村民觉得影响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，后来镇政府去给老党员做工作，让老党员再跟周围群众说，最后才修在了现在这个地方。
“跑政府”
新房有一百多平方米，四五间房，坐落在田野上，周围两百米之内没有人家。 房子在2015年左右建成，但直到2016年下半年，章胜子和何家儿女们才搬进去住。
2016年下半年，何洪章胜子一家搬进了政府为他们修建的新房子里。
“修这栋房子，政府花了11万（元）。”蓬南镇民政办主任杨燕中说，我们帮他安了水电，买了家具、风扇……
不过，政府救助从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，章胜子此前就曾对媒体回忆：2008年“汶川大地震”后，何洪的薄荷水生意做不下去了，他的主业变成了“天天跑政府”——除了求政府帮忙，我们还能做啥子？
何洪经常跑政府求帮忙，户口、低保、救助……“政府也相当头痛”，此前一位副镇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何洪隔三差五就到镇政府要补贴。
据杨燕中介绍，2007年，何洪家七八个人有低保，去年何洪被抓后，全家11个人（最小的小孩被送走了）都有低保，现在一个月有1140元低保。另外，他们家现在每个月还有临时救助：种稻谷的时候，帮他们买种子化肥；收稻谷的时候，帮他们买打谷机……
老二的房间，堆满了衣服和材料。 “他们家之前死了一只黑色的猫，甚至要政府部门买一只一模一样的猫。”一位镇干部说。
屋里有一只黑色的猫，脖子系着一条绿色绳索，不停在围着人群打转。章胜子说，猫确实是镇政府买的，因为之前养的那只猫死了，另外家里养的两头猪也是镇政府买的。
房间堆满各色衣服，分不清是干净的，还是弄脏的……“我们老房子里有更多，起码有几吨重的衣服。”老二何名徽问记者，“是不是有渠道可以捐出去？”
何洪被抓走后，何君徽接手了父亲的工作，继续接着“跑政府”。
他说，镇政府确实给予了他家很多帮助，他们也非常感激，希望弟弟妹妹长大后能为国家做贡献。为了“减轻政府负担”，章胜子今年种了红薯，各种小菜，三千斤玉米和四五亩水稻，不过她称自己有风湿，干不了重活。
去年下半年之前，章胜子一家十几口人居住在这栋老房子里。
在有关政府部门的帮助协调之下，何名徽今年初到成都打了几个月的工，后来因为要处理父亲的案子才回来了。
一审判决之前，章胜子以为丈夫关四五年就能回来，“这样我们这个家还能支撑得下去”。何君徽写了很多份“申请”递交给各级政府：请求少判（何洪）数年，早日回家看管小孩，培养小孩成才，回家脱贫致富，给政府减轻负担。
11个小孩似乎成为他们和政府谈判的筹码。“上一次，她（章胜子）就带着小孩，说全都不读书了，就堵在了市政府（门口）。”何学文很担心。
章胜子说，她没有办法才这样。
出路
老屋在新房几百米外，两层的破旧土房，边上用油布遮了起来，一到下雨的时候，整个屋子都是水。
隔壁邻居王川平（化名）记得，何洪家以前养有狗，每次他从门前走过，都能听到“汪汪”的狗叫声。有一次，何洪从家里走出来，赶走了叫个不停的狗，还顺便跟王川平聊了聊。
“他问我大学的情况，比如学费要多少，大学奖学金情况……”22岁的王川平，比何家老大何雪颖（化名）大一岁，现在在四川师范大学读大三。
老四的房间，堆在床上的书籍和材料 小的时候，王川平偶尔会和何雪颖一起玩弹珠、捉迷藏，但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过何雪颖了。
在母亲章胜子眼中，何雪颖原本是11个子女中最能干的——成绩很好，脾气性格也很好，直到2013年某一天，女儿像“吃了火药”一般，毫无征兆地情绪“爆发”。
她向章胜子抱怨：家里穷，没钱吃饭，没有新衣服穿，没有朋友，因为家里生娃多，被同学老师看不起……
也就是在那一年，17岁的何雪颖外出打工，离开之前对家里人声明：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，要让所有看不起她的人以后都羡慕她。
2015年，何雪颖从外地打工回来，村里的王松（化名）看到她从马路上走过。“我们笑她，你挣钱怎么不给我们买吃的？”何雪颖后来买了四个馍馍，给在场的人每人分了一个。
何雪颖爱干净，也比较喜欢打扮。“挺好的姑娘”，王松说，“后来得病了，就在路上疯跑”。她喊何雪颖不要乱跑，“她一边走一边哭说，‘我爸爸一分钱也不留给我嘞’！”
那是今年春天的事，何雪颖精神失常，后来被送入精神病医院。
何洪被带走后，除了生活、生产和住房方面的救助外，镇政府还给几个孩子提供了教育资助——
通过镇政府的联系，老三何云进入成都的一所专科学校读书，老四则进了遂宁市的一所建筑工程类的职业学校；读初中的老五和上小学幼儿园的老六老七老八老九老十，学杂费和大部分生活费都由政府和学校提供；除已经成年的老大老二外，何洪家在学校读书的8个孩子，镇政府每月补贴开支1900元。
蓬南镇镇长杜志凌说，何家的子女此前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，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，也没法真正改变自己和家庭。“我们无法抹平他们的伤口，希望帮他们走出这种困境”。
章胜子期望着，11个孩子，总有几个会有出息吧，“像王川平那样考上大学”。
夕阳西下，一家人在楼顶收玉米 有一次何洪去学校，看到别人上体育课玩，王川平坐在边上看书，何洪回来后跟几个小孩说，让他们多向王川平学习，“以后出来工作起码六七千（块钱）”。
一位镇干部说，在生活救助外，这个家庭更需要心理援助，要帮他们找到自己的出路。
何云目前是家里读书最多的，这个内向的姑娘，在成都读了一年多书，平时喜欢看心理方面的书籍，梦想是考上大学，以后改变整个家庭。
待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，她看书、洗衣、做饭、喂猪……包揽了几乎所有家务。她希望家里变好，变得干净一点，希望弟弟妹妹多读书。但何云说，弟弟妹妹都不听她的。
“有一次，她说到家里，都差一点儿哭了。”班主任说。（来源：澎湃新闻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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